百餘年來，攝影者透過攝影機的觀景窗述說臺灣原住民的故事。
攝影者不同，觀看的景物不同，述說的方法不同，所呈現臺灣原住民的面貌也不一樣。

一八九五年，日本佔據台灣後，東京的人類學會便積極向台灣拓展研究。鳥居龍藏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於一八九六年來到臺灣。
雖未受過學院式的教育，鳥居龍藏與同時期的人類學家一樣，對異民族的來源、體質、語言，以及社會文化，有著全面的興趣。
一八九六年至一九○○年間，鳥居龍藏四次來台，足跡踏過許多原住民居住區域。一九一○年，他又應臺灣總督府的邀請，來臺灣作了一趟未留下任何學術資料的神祕之旅。
為了更真實地記錄下臺灣原住民的體質與文化，鳥居龍藏將當時發明未久的相機引入人類學調查，成為日本使用相機紀錄的第一人。
鳥居龍藏透過觀景窗所述說的故事，是標本化的臺灣 “蕃人”和 “土俗”。

一九八七年，主修新聞的漢人馬騰嶽在下雨的夜晚到達司馬庫斯，一個深山的泰雅部落，泰雅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意外的訪客。這樣坦誠的招待，深深感動了馬騰嶽，同時泰雅生活的困窘也深深震撼了馬騰嶽。
一九九二年，眼見泰雅文面老人凋零，馬騰嶽開始投入文面文化的紀錄工作，花了七年時間。
雖然他清楚地意識到照相機等現代紀錄工具的壓迫性，與紀錄者與被紀錄者不對等的關係。
馬騰嶽用相機紀錄了文面泰雅的容顏，用文字紀錄了他們的訴說。
馬騰嶽透過觀景窗所述說的故事，是記錄工作者眼睛看見的、耳朵聽見的泰雅文面文化。

一九六○年代，外籍牧師放的幻燈片，不只是部落生活中的神奇，也使排灣人撒古流認識了相機留住時間的力量。一九七五年，撒古流開始用相機為他的排灣生活作記紀錄。
撒古流關心在國家及西方宗教等巨大外來力量影響下，排灣文化如何改變回應，而各種儀式是最好的展現場所：豐年祭、婚禮、喪禮；畢業典禮、就職典禮、感恩節、聖誕節。
身為中生代的排灣人，撒古流更關心排灣文化的轉化與延續，木雕、石雕、塑陶，不僅是傳統的技藝，更是排灣人紀錄自己的方式。
身為擁有相機的排灣人，撒古流反向紀錄了以紀錄他人為業的紀錄者：人類學家，影像紀錄者。
撒古流透過觀景窗所述說的故事，是排灣人自己的故事：本地與外來，傳統與現代。